常言道：可怜天下父母心。“父母心”岂止可怜，尤其可敬、可思、可想、可念，让人永生难忘。作儿女的都有切身体会。
    我的父母不仅生我、养我，还数次把我从病魔手中夺回。他们付出多少辛劳，承受了多少惊恐，忍受了多少煎熬，难以想象。但他们总是默默承受，从未对我提及过。
    我生于三十年代末、塞外名医世家。从懂事起，我接触的除了家人、亲属外，就是川流不息上门看病的人了。由于年幼，抵抗力差，久而久之，感染上了肺结核。起初不自知，只显得身体瘦弱，好静懒动，执拗厌食，动辄想哭。家人还以为我娇柔。
    上小学后，同学们个个活蹦乱跳，下课玲一响，便一窝蜂往外飞：踢键子，跳绳，跳圈，作游戏，拔河……大家都特别爱玩，更爱上体育课，操场是大家的乐园。这也难怪，爱玩是儿童的天性。当时我们正是爱玩的年龄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我与大家相反，我最怕上体育课，也最不爱玩，光想静静坐在一边看大家玩，或钻在教室里看书，懒得动。大家认为我用功。
    高中期间，正值大跃进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劳动课。学校叫学生背炭、担粪、造砖、炼钢……在劳动中：汗，我比别人流得多；气，我比别人喘得粗；脸，我比别人胀得红，每日下午低烧，仍不自知；好强的性格，使我咬着牙不落人后。
    终于在高考体检中，发现我肺部有疾。我终日涕泣，不吃不睡，毫无生趣。是父母日夜守护我、温暖我、开导我、安慰我、救治我。使我首先在思想上明白了人生的道路充满荆棘，没有坦途，我必须用坚强的毅力意志面对它，战胜它。其次，使我懂得了人吃五谷生百病，凡人都会生病。面对疾病，最好的药是自己的信心。我慢慢走出了病魔的阴影，开始接受治疗。服用了父亲开的药和母亲为我去野外挖的苦菜、熬夜剥的苦杏仁，我的病情渐渐好转。
    以后仍因我好胜好强，超负荷运转，病情又几次反复。每次都是父母千方百计、想方设法呵护我，医治我，使我死里逃生。这桩桩件件我永远铭记于心。
    最使我难忘的是“文革”中，在中医学院身负教学兼管理重任、一贯爱党爱国的老共产党员父亲，一夜间，被红卫兵定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。连同母亲、老祖母、小弟被扫地出门，由红卫兵遣送回千里之外的老家——榆林。这一突变，使我发懵，我完全无法接受。
    当时，兄弟姐妹中，只有我刚参加工作，其余都正在学校读书。这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，经济压力，生活重担，是我稚嫩的肩膀难以承受的。在这种境况下，我苦熬了几年后又病倒了，住进了医院。
    这一病差点要了我的命。经查：除了肺穿孔、肠结核、肝中毒、无痛尿血外，还有内分泌失常，可以说病入膏肓。记得那时，我走路扶墙，说话喘气；吃口吐口，骨瘦如柴，身体极度虚弱；青黄色的脸上对称长了灰黑斑，全身毛发脱落，简直失了人形。医院大夫认为，治结核与治内分泌病相矛盾，无法用药。于是医院建议：出院另图他治。我自知这是给我判了“死刑”。出院后，孤身躺在宿舍等死。
    此时，我身边只有尚未成家的二弟和小妹两个亲人；我的父母则正在千里之外挨整、受罪，度日如年；我病再重，也不忍心向他们透露半个字，所以父母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。
    一天，我睁开眼见父亲流着泪站在我的床边，我恍如在梦中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父亲流泪。父亲怪我病成这样为什么不告诉他，不然他可早点邮寄药方给我。我也哭了，说：“我知父母在难中，岂能再让父母纠心！？” 看来，天不灭我。见到父亲，我有了信心，有了生趣。
    父亲是中医学院招回平反的。学院通知父亲立及返校。回校后，给父亲恢复了党籍、恢复了工职，还补发了工资，为父亲彻底平了反。“四人帮”倒了，我父亲的冤案终于见了天日。
    此后，父亲为我开方、并每天往返十几里路抓药、熬药。因为我当时的状况是进食困难，进药就更困难了，药到嘴边，一闻即吐。父亲根据病情，每天只抓一付药，不断换方，直到我能将药吞下。如此，整整半年如一日：每天为我开方，为我抓药，回来为我熬药，喂我喝药——这一切，只有作父母的才能办到。我在父亲的关爱、照顾、治疗下，不知不觉地慢慢好起来了：能进食了，能作轻微的活动了，脸色也渐渐由原来的青黄色转白了，灰黑色斑也变淡了，我又有了人形。
    父亲看药对症、见效，便将药方配成丸药。我又整整服用了两年半丸药。
     一九七八年底，我去结核病院化验、拍片复查，结果：我不仅肺部空洞闭合，病灶钙化；肠结核痊愈；肝功、肾功正常；连内分泌指标也在正常范围内。大夫见我前后判若两人，问我用了什么抗痨药？我说：“我只吃我父亲开的中药。” 他们摇头不信，但我活生生地就站在他们面前，同时前后由他们作的检查结果，确实迥然不同。他们只好惊诧地说：“太神奇了。”
    我说，我的父母亲不仅生了我，养了我，还数次把我从病魔手中夺回，一点也不夸张。但这中间蕴涵了父母多少辛劳、惊恐、煎熬呀，我在有了自己的女儿后，体会更为深切。可敬、可思、可想、可念、可怜的天下父母心啊！？（培 英）